淡化“受害人”犯罪背景、抛开事件细节直接推向“种族歧视”的偏袒性、诱导性报道，已经是很多美国媒体的惯用伎俩。
在党争的分裂意识形态加剧，媒体舆论的立场从来都不是公正、客观的。黑人群体也是“保护政策”的受害者。这种政策围起的“保护之墙”事实上制造了一个特殊群体，造成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弗洛伊德案发生后，媒体舆论、各路政客纷纷谴责“种族歧视”。然而，现有的信息很难得出这一事件是“种族歧视”引发的。
涉事四位警察，“首犯”德雷克·肖万是白人，但是他的妻子凯莉是出身老挝的亚裔难民，有消息称是苗族。凯利在嫁给肖万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并育有两个子女。前夫的姓氏是“Xiong”，可能也是亚裔。另外三位事发后很快被开除的警察中，也有一位亚裔，有报道称其为“苗族”。很难想象一个所谓白人至上主义者会娶一位有婚育史的亚裔妻子，也很难想象一名亚裔警察有兴趣参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虐杀”。颇为骇人的现场录像基本可以认定肖万的“跪杀”是过度执法，但是就此认定肖万的动机是“种族歧视”是很牵强的。根据CNN等媒体报道，肖万与死者弗洛伊德曾是同事。这是一起发生在熟人之间的事件，个人恩怨的可能性显然比“种族歧视”更值得怀疑。美国发生这类“白人警察VS黑人”引发社会动乱的事件很频繁，形成了一套模式：事发后媒体集体抨击“种族主义”→政客匆忙出面安抚→“和平”示威直至局势失控→政府大范围弹压。其中媒体的引导是诱发事态扩大、司法事件政治化的关键。在这次事件中也是如此，不如说肖万执法纪录的污点被广泛报道，死者弗洛伊德的犯罪背景却被有意忽略。直到当地时间6月1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会主席出面提醒“弗洛伊德的暴力犯罪史”——2009年，弗洛伊德因袭击和抢劫入狱5年，而在此之前，他曾被指控盗窃枪支和毒品。这种淡化“受害人”犯罪背景、抛开事件细节直接推向“种族歧视”的偏袒性、诱导性报道，已经是很多美国媒体的惯用伎俩。这一次还不是最糟糕的，在过往的事件中，媒体舆论甚至可以在报道中将涉案的街头混混、帮派分子包装成人畜无害的邻家男孩。实际上，过去多次事件中，真正经司法程序认定的“种族歧视”事件凤毛麟角。然而，在媒体的推波助澜和政客的操弄之下，狂暴的街头运动根本不理会进行中的司法程序，任何“白人警察VS黑人”都可以掀起滔天巨浪。从这些街头暴力中获得利益的，是操弄族裔身份政治的政客、吸引足够眼球的媒体以及在打砸抢烧中劫掠财物得手的暴徒——事后被法律惩罚的寥寥无几。长期的“政治——司法”绥靖主义，造成了美国族群分裂的加剧，积累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实际上，也鼓励了暴徒在街头的肆无忌惮。
美国联邦制度的分权格局中，州府是管理本州警务的主体，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因此，在过去的多起类似事件中，华盛顿特区和白宫很少受到严重冲击。此次事发后，事件焦点迅速从明州转移到华盛顿特区，白宫遭到大规模攻击，甚至威胁到总统本人的安全，以至于两度退入地堡，这是前所未见的政治危机。原因何在？特朗普执政对非裔造成了伤害？很多空洞的指责诸如“特朗普支持了白人至上主义”、“黑人的处境更加糟糕”，但是这些指责从来没有给出实际证据。真实情况是，特朗普从未出台过损害美国黑人利益的政策，而且2018年黑人的失业率下降到5.9%，创下历史最低的纪录。如果按照这一逻辑，这次的暴乱也该归咎于奥巴马时代的遗产。至少应该追究长期在明州执政的民主党吧？明州州府现在还是民主党班底，过去长期是民主党票仓。要把一个孤立的事件上升到政治高度，也该找到正确的方向，不是吗？遗憾的是，在党争的分裂意识形态加剧，媒体舆论的立场从来都不是公正、客观的。媒体高度介入政治后，真相总是缺位。如果发生“白人警察伤害黑人”事件就是当任总统漠视黑人权益、黑人处境恶化的证据，那么奥巴马也不能幸免。2014年发生在密苏里州的布朗事件造成了街头暴乱，事件的性质甚至更为恶劣——未持有武器的青年黑人布朗被警察开枪击毙。
▲2014年10月10日，美国爆发游行抗议警察枪击黑人布朗事件
当时“和平抗议”升级为街头暴乱后，奥巴马的发声也很强硬“密苏里州发生的骚乱状况已经开始对每一个美国人都产生影响。”最终也是国民警卫队出面用“非致命性武器”镇压。然而，这一事件中，奥巴马几乎毫发无损。这一次迅速把火引向白宫，这场选举年、疫情复工阶段叠加的特殊时间段迅速恶化的事态，并非偶然。明确的导向性、有组织地向暴徒支付费用、支持街头暴力向各州扩散、一些政治人物或明或暗的煽动，特朗普面临的不是一场骚乱，甚至不只是暴乱，而是一场政变。早在特朗普胜选之初，其实就有明显的迹象要挑起族群矛盾，制造政治危机——当时就有冒充白人至上主义者攻击亚裔，只是不成气候罢了。在此次事件中，形势更为明显。看似自发无序的街头暴力背后，明显有组织、有经费和明确的政治指向，符合政变的基本特点。但是，幕后黑手到底是“Antifa”这样老牌极左组织，还是后起的无政府运动，和民主党政客、金主是否有关，还有待观察，不可草率定论。
当然，无论怎么认识这次暴乱的起因和性质，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在消除种族歧视方面，社会已经陷入了政治化解决的路径依赖。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文称，直到今天，非洲裔民众争取自身权益之路依然道阻且长所有的政治家都试图用公共政策解决种族歧视的社会顽疾，然而公共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坏政策”需要用“好政策”对抗和消除，这是公共政策的功能，但是也仅限于此。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处境，政策干预往往适得其反。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辨析。就结论而言，任何负责任的经济学家都会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这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理由，而是从经济效益分析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以企业用人制度为例，一家餐厅堂在招聘员工的启示中宣称“不招黑人”，就会受到极大的批评。所有人都能意识到，黑人因受到歧视失去了潜在的就业机会，是受害者。而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他们会指出这种歧视政策不仅伤害了黑人求职者，也损害了企业的经济利益——歧视政策会无端缩小企业用人的选择面，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风险。执行歧视政策的经营者往往会辩称“不招黑人”并非出于对人种的偏见，而是因为统计数据显示黑人犯罪率更高，企业不能接受更高的犯罪风险。这就是经济学家说的“统计性歧视”。这类统计数据通常受到公认，使得统计性歧视看上去是合理的。但这欺骗不了训练有素的经济头脑。宏观统计数据不能成为企业人事标准，因为企业并不是在雇佣全体黑人、还是雇佣全体白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个体之间选择雇员，应聘者的个人条件才是企业甄别筛选的合理标准。经济学在涉及歧视的争议中增加了企业利益的维度，是一项很有用的贡献。按照这一思路，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重商主义”的观点：如果经营者的歧视政策伤害了“法人”的利益，那么司法理当干预。无论经营者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所有者，这种司法干预都是正当的。因为企业作为“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独立保护，这与产权属性无关。“重商主义”的经济学思维，与进步主义的“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政治意识形态相比，评判标准更为客观清晰，同时还解消了司法介入与产权之间的潜在冲突。但是，进步主义者也有理由感到不满，因为这种经济学思维是一把双刃剑，也可以用来阻止他们实现通过“保护弱势群体”的政治路径“根除歧视”的理想。进步主义者最常见的主张是以各种配额制强行为“弱势群体”保留份额，用经济学思维衡量就很难成立。此类保护政策都是差别对待，本质上都是歧视，因其动机良善姑且称之为“好歧视”。对经济学而言，好坏的前缀并没有什么意义，相关的争议一样要考虑“法人”的利益。这些动机良善的“好歧视”同样不利于企业，“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黑人员工”的“好歧视”同样缩小了企业用人的选择面，损害企业利益的性质与“不招黑人”的“坏歧视”并无不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特朗普降低了黑人的失业率，不是因为采取了什么特殊的保护政策，而是减税去管制的政策鼓励了企业扩大生产、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在经济增量的分配中，只要政府恪守超然公正的立场，“弱势群体”总能受益。而且，这种受益源于正常的市场竞争，更容易获得其他社群的认可，而不是招致嫉妒和怨恨。遗憾的是，长期被进步主义的族群身份政治“保护”的黑人群体，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被保护者”情结。闹闹事、投投票就能攫取利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心态上已经形成了对“保护”的依赖，群体心理容易失衡，给用心不良者提供了混乱暴虐的沃土。实际上，黑人群体也是“保护政策”的受害者。这种政策围起的“保护之墙”事实上制造了一个特殊群体，造成事实上的种族隔离。长此以往，不仅司法机构要对黑人聚居的社区“另行处置”，其他族群也会与之渐行渐远。他们将更加失去经济活力，依靠选票换福利的交易成为贫困的寄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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